在26日下午召开的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表示：“国有经济比重虽然有所降低，但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并且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加快股份制改制，也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因此，再提‘国进民退’或‘国退
民进’的说法都不妥，而应是‘国民共进’、协调发展。”
国企整合至122家 资产总额翻两番 李毅中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历经了扭亏脱困、重组改制等艰难历程，国有经济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进一步集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央企数量从2003年的196家整合到现在的122家，资产总额实现了翻两番，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感慨地说，十几年前的国有企业还是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稳定因素。国企改革的成就在于，国有经济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领域实施了大规模的主动退出，完全改变并优化了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并疏通了经济转型或经营不善而造成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破产退出的通道，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同时对正常经营的国有企业，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和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了企业内在的发展活力。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路径日渐清晰，逐渐形成了具有公益性质和市场竞争性两种国企，前者在央企层面主要集中于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地方则包括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但中央级国企中多数属于竞争性领域，各省市也有一些很有实力的竞争性国有大企业。
邵宁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竞争性国企对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中小企业效率很高、竞争力很强，但大企业、大集团发育不足。在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国有竞争性大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国家相关产业竞争力的代表。这些企业和广大民营企业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基础。
邵宁称，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在大企业层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是当前国有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功能。
专家谏国企改革应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规模相对而言已经大为收缩，特别是国企数量，但整体上仍保持较大规模，近年来无论是国企数量还是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都比较稳定。
目前，国有部门占GDP的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约也保持同样比例。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这种结构比较独特。特别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后，本世纪以来国有部门活力明显增强，发展势头比较强劲。
不过，从财务效益指标来看，国企的效率仍然明显低于私营企业。特别是2003年以来，国企财务效益指标基本停滞不前，如果剔除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的利润，国有资本的效率指标更加难看，即使从规模指标来看，国有企业无论是资产增长速度，还是营业收入增长速度，都要低于私营企业。
即使如此，张文魁对国企能否继续维持目前尚可的财务效益指标并不乐观，同时对目前在国有独资公司中推进有外部董事参与的董事会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国有企业的机制问题心存疑虑，“这种董事会制度本身的可自我实施、自我持续都存在问题。”
张文魁表示，纵观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国企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张文魁并不否认，国有部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稳定
就业和生产，并在阶段性的产业发展和提供某种归属感等其他非效率方面的促进作用。
据邵宁介绍，公益性国企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剧烈波动或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在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国内经济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受影响较小，与这些企业发挥了对市场波动的抑制作用直接相关；中国救灾重建的效率举世公认，这与这些企业、包括其它国有企业的动员能力有很大关系。
但张文魁认为，国有企业占有了很多廉价甚至免费的资源，如资金、土地等，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曾经重要的功能将会逐步变得没有太大意义。”
张文魁坚持认为，国企是比较典型的政治联结型企业(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这对于改善资源配置、构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体制、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地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根据国际国内经验教训，张文魁建议大型国企改革还是要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一并推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人员身份的市场化、保障体系的社会化。如果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实现了运营的商业化，未来的重要任务就是治理的商业化，即构建在商业法律、商业规则、完备市场基础上的受托层和管理层的产生、更迭、考核、薪酬体系和相应的决策制度。
仍缺具国际竞争力大企业 现代企业制需完善 李毅中坦言，国有企业仍然缺少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现代企业制度仍要进一步完善等，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邵宁认为，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应涉及四部分。一是以企业内部劳动用工、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改革，也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建设；二是建立有别于竞争性企业的、有针对性的出资人管理制度，考核评价应切合企业的功能定位；三是实施有效的行业监管，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提高透明度，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四是形成规范合理的与
政府间的政策安排，以兼顾企业为社会服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邵宁判断称，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改革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改革的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即国资委近几年一直推动的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工作”，邵宁说：“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国有企业就彻底变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与社会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国有资产就彻底资本化了，流动性非常好，进退非常容易。这种状态就为下一步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李毅中表示，“十二五”期间，首先要继续引导国有企业把着力点放在做强做优、提高核心竞争力上，提升企业整体素质和发展质量上；其次，要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竞争优势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培育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最后，要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完善规范董事会制度，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同时，也要着力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邵宁说，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这样的深度、取得了目前的效果非常不易，改革最困难、社会风险最大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李鹏飞）
（新闻来源：山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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