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块金字招牌，虽然它只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属的一个文艺团体，却代表着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平。上世纪90年代后，人艺和许多文艺团体一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度迷失，加之院长一职数年缺位与队伍的不团结，有一段时期，人艺的作品跟它的艺术殿堂地位难以匹配，票房多年来徘徊在1280万元左右。
2007年，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2008年奥运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的张和平担任人艺院长后，这块金字招牌才重新闪亮。2008年票房是1439万元；2009年是2767万元；2010年是3200万元；今年到7月底是2066万元，年底有望突破4000万元票房。观众重又走进人艺剧院。
“一锅老汤” 人艺是一个很伟大的剧院。张和平把它比喻成“一锅老汤”：“人艺有变化与我有一定关系，但还得益于人才的基础、作品经典的基础，一片荒草地的话谁也不行。人艺办过几期‘团带班’，就是自己培养的学员班，它有一种精神和传统的潜移默化。现在最活跃的这些演员，梁冠华、徐帆、宋丹丹、冯远征、何冰、杨立新……几乎全是学员班的人。戏剧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是按照固定标准去培养的，与人艺的风格不太契合。咱们这些老艺术家，歪瓜裂枣他都能演得特别生动，包括声音和造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从艺术上和精神传统上来说，人艺更像一个家。”
当初人艺乱到艺委会都开不下去，张和平上任后，大声疾呼要团结。他说，如果还是一盘散沙的话，那人艺的老本很快会被糟蹋光的。他先后找了60多个人谈心，仅副院长濮存昕就长谈了两次，每次三四个小时，推心置腹，让已经心凉的濮存昕重又恢复热情。张和平说：“这样的演员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非常必要，但拴得过死就把他们给毁了。于是之说过：‘本来我是一个内行，结果变成俩外行了——当领导肯定是外行啊，演戏也是外行了。’专业人员做领导工作，运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对艺术质量的判断和一些真知灼见，这就足够了。不必非让他们参加这个会那个会的，‘会’有时是一种机关化的产物。”
老打胜仗士气就高 张和平提出“以艺术生产为中心，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他说：“以艺术生产为中心，就是服从和服务的关系，所有行政和党务为舞台——也就是前边服务。我觉得院团当时用于艺术创作的精力很少，所以开会时第一个议题永远是剧本。没剧目你说什么都是假的。人艺到现在，导演全换了，演员也全换了，为什么《雷雨》、《日出》、《骆驼祥子》，还有《茶馆》这些剧目还在舞台上？是剧本！有了好的剧本，就等于有了灵魂。《窝头会馆》有刘恒的剧本，再加上小濮、宋丹丹、杨立新、何冰，还有徐帆五星级的阵容，它一下子就火了。”
“我有个长处，就是尊重艺术家、文学家，和他们有共同的追求。刘恒、陈道明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如果你这人比较卑劣，或者心里不干净的话，永远交不了朋友。我原来跟刘恒合作过《张思德》、《云水谣》，都很成功，所以人家看我来了也愿意帮我。《窝头会馆》一炮而红，在社会上我们赢得了信任，就是人艺还行；在剧院内部赢得了一个信心，就是咱们还行。你老打胜仗士气就高。不客气地说，今年话剧舞台上，能够成为热点和焦点的恐怕就是陈道明、何冰刚演完的《喜剧的忧伤》。”
谈到机构改革时，张和平说：“我觉得人艺不是体制改革的问题，应该是机制改革。多年以来确实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很多事没人干，很多人没事干的情况。我上来以后，第一制订符合人艺情况的‘小剧场制作人制试行办法’；第二出台《关于战略合作投资赞助的有关办法》；第三，制订新的演员考核办法；第四，研究适合舞美工厂体制及发展的模式；第五，研究和探索对演员的经纪办法，将人艺及社会可利用的人才资源盘活；第六，推动舞台艺术与影视的跨界联姻。”
打造经典剧场 张和平上任后的这几年，人艺票房差不多每年以1000万元为台阶往上增加，但他并不以为然：“我不认为票房代表一切，GDP不是人艺要追求的目标，应该从文化建设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
张和平的另一个思路是让人艺的门槛提高，让人艺变得更加独一无二：“今年开始人艺的首都剧场不出租了。除了自己的剧目以外，国内好的名团名剧和国际上的名团名剧，我请你来演，你得够格才能来呢。原来一些让人脸红的剧目，时间久了迟早把剧场的形象给毁了。挣这个钱没意思，干脆就把它打造成一个经典剧场。”
张和平说：“我觉得挺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曹禺老院长的5个戏人艺都有了，老舍的有3个戏，郭沫若的戏《蔡文姬》，还有《天下第一楼》等，人艺有20来个戏可以天天在这儿演，然后再加上新戏，有这么一个家底儿了。中国应该有一个剧院，有这么一个地方，它像博物馆一样，是一个挺崇高挺伟大挺神圣的地方。这次陈道明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他跪吻人艺的舞台。如果你把自己做低了，人家凭什么上你这儿来？”张和平认为，人艺必须有新作品，从新作品中沉淀出经典才能让人艺的传承变成现实。在他的建议下，已有10位与人艺合作过的作家被授予了“荣誉编剧”称号。
张和平上任后，将一号角色演出费从800块提高到1500块钱。他说：“自个儿养的比抱来的亲。现在这些演员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对人艺对舞台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明星说不回来。包括胡军，他10年没回来了，让他来演《原野》，当然我跟他喝过大酒，我觉得他的仇虎演得挺棒的。徐帆，当时正拍《唐山大地震》呢，我开着车跑到唐山，动员她来演《窝头会馆》。你演出费就算提高到1500元，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个事儿。天天这么顶着，100场演得吐了，这才15万元。他们演一集影视剧不会超过3天，一般都要10万元或更多。这是个感情问题，再有一个是对艺术的追求，如果没有了这个，靠钱是无法平衡的。如果人艺完全走市场的话，所有的角儿全是腕儿，《茶馆》怎么演？变成一种金钱关系肯定不行。所以我强调对人艺精神的传承，再用一种情感去团结和动员他们。你看陈道明每天多幸福啊，天天演完戏在后台不走，这是舞台的魅力。这是一个互相的呼吸都能够交流的创作过程。我认为它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影视是一个放电的过程。一台戏只有两个人在台上，台词量那么大，万一忘词就整个撂在台上了，多可怕呀。演出前的忐忑是必然的。后来演到18场他完全把观众给控制住了，我让你笑你就笑我让你哭你就哭。那个时候那个状态是个境界，不是钱的事儿，过于强调钱我是不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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