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军事家徐向前、科学家钱伟长、文学家鲁迅、国学家钱穆、教育家蔡元培、艺术家丰子恺……一个个熟悉而闪光的身影都曾在中小学的三尺讲台上留下过弘文励教的足迹。《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正是从我国近现代这些杰出人物中选取了数位，记述了他们成为杰出人物的人生历程、思想信念和报国情怀。毛泽东一生的波澜壮阔，始自他的读书时光和教书岁月。从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即将脱颖而出的职业政治家的心路历程。
走进“一师”附小
1920年6月，湖南五四运动风潮之下的“驱张运动”告一段落。作为运动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开始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的校长。三个月后，他即聘请曾为“驱张运动”奔走效力的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知道，毛泽东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三年前“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活动组织者。在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他心很细，创立了“纪事录”制度;他胆子大，当年遇到兵灾，果敢地组织起学生自愿军保卫学校，并且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溃军;毛泽东坚持办夜学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毕业之前，附近工厂的工人都知道“一师”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还知道，“一师”附小的学生是熟悉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组织学生分赴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他在附小作演讲时不让大家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老同学”，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学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老师;在大家中间有威信，又善于为大家服务，便能做一位优秀的小学主事。
做一名小学教师，并不脱离毛泽东的个人规划。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有做教师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的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发展：“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其时的中国，学校是个新事物，是一个能形成文化认同并且上下左右联通的大系统，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泽东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学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发展团体，巩固社会改进事业的根基。至于毛泽东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则是在任主事前六个月作出的。他认为给世界作贡献亦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毛泽东早期文稿》，428页)。那么，毛泽东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老师呢?他对以教育为职业是作了长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际，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目下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了“教育事业”。
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一年前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中一面鲜明有力的旗帜，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四个月前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鼓舞。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有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不主张朋友们“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是客观的道理，关于社会的“主义”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是启蒙过程中个人要学习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见。从此，匹夫之责要在“主义”中表达出来，“主义”之下的诸友人不应该一起遣散闲情，“主义”团结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年谱》上卷，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主义”通过学校可以成为众人的共识，这必定是毛泽东的想法。彼时的他已经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愿为社会和民众效力的志气、乐于践履实行的锐气、求通求变求上进的朝气来到“一师”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别开生面。
革新招生制度
毛泽东对学校改革很用了一番心思，他根据现代学校的规则和学校发展的需要，改进了附小的招生制度。当时“一师”附小的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学校有七个班，规模在300人左右，招生范围是湘中各县。毛泽东取消了这些限制，使招生覆盖全省各县。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录取新生，由主事依据旁人的介绍和推荐独自作出决定;现在则要召开校务会议，以学生考试分数为根据，集体讨论决定。除了招生正规化外，毛泽东还注意保持招生的灵活性。当时的社会信息尚不通畅，交通也不发达，发榜以后，还有学生请求报考。毛泽东会再次召集校务会议，大家集体决定是否录取。20世纪初，学校尚不能完全规范化，其时读小学的并不一定是孩童，毛泽东自己进东山小学时就已经17岁了。他考虑到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了给工农子弟更多的入学机会，提倡放宽入学年龄。
毛泽东尤其能理解经济困难的学生的苦衷。他从管理学校庶务的毛泽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家境困难学生的情况。比如，一个肉摊小老板整体的家庭情况完全可以让孩子读得上书，但是学生在入学时必须一次性缴清学费、杂费和膳食费，这就让小老板为难了。毛泽东着眼于让更多的孩子能上学，研究学校的开销，决定允许学生分次交齐各种费用，并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免收各种费用。这个决定，使一批渴求知识的学生得以进入课堂。
有些学生从附小毕业没能进入中学，还有一些外校失学的学生要求到附小插班复读，以备升学。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附小高小部开办“成年失学补习班”，设有国文、英文和算术等课程，与附小的“民众夜学”同时开展活动。毛泽东利用他在“一师”读书时办夜学的经验，同何叔衡等人亲自授课，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当时江苏吴县有个学生叫许志行，高小没毕业就到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店当学徒，三天后逃走，流浪街头。毛泽东在为“驱张运动”而赴京时遇到了这个穷苦但有上进心的青年，给他路费回家暂作安顿。为了让许志行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让他到补习班上课，并为他负担费用。在共同的读书生活中，毛泽东成为许志行的知心朋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邀请许志行任宣传部交通局助理。毛泽东除了给学生以知识上的滋养，还注意将他们引领到更宽阔的事业中，指给他们一条生活的道路。
毛泽东爱护学生，认为学校是冶铁洪炉，学生即使是顽铁，也是可以炼好的。如果要开除学生，必须取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同意。1920年，附小第14班招收了一名叫钟化鹏的插班生。钟化鹏原来在湖南沅江县立第一高小读书，由于反抗学校的恶劣风气，顶撞了校长和训育员，被县知事开除。他来到附小求学，毛泽东很关心，经过考试和校务会议研究，接收为插班生。第二年毕业时，按规定插班生要向原来所在学校调索学年成绩，但原校不给。毛泽东知道后，即以附小名义去函，从沅江高小调来了钟化鹏的成绩，并帮助他进入师范部，在第22班就读。(参见孙海林等编著：《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56～58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
毛泽东在附小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学校里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面向基层，重视基层，为基层的学子创造教育机会、提供发展道路。他尊重教育领域一个最重要的道理：人有出身，但心却没有，心灵通过学习而有属于其自身的成长史。这些学生的基层经验，一经融化到文化世界中去，便会开发出丰富的想象和坚定的意念。
毛泽东的教育理念，与他个人的出身和学习经历有关，更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总结出的“民众大联合”思想有关。就任主事前一年，毛泽东反省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毛泽东最终的理想是通过民众的联合找到“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毛泽东早期文稿》，355～359页)。20世纪的中国要完成建设国家的任务，必须经过凝聚成国家这一步骤，毛泽东式的政治话语就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中。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在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极其重视民众中蕴蓄和发挥出来的力量，我们在毛泽东短暂的附小岁月中即可看到这一思想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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